从张艺谋给我写第一封信起，到一九八二年他从电影学院毕业止，整整十四年，其中三年的农村生活，七年的工厂生活，四年的学校生活，我保存了他写给我的书信大捆。搬家到西影厂的时候张艺谋见儿还保存着这么多的信，就让我把信全部都烧掉，还索回了他在一九七二年写给我的一封血书。记得当年我收到他的血书后，约他回西安，见面时，我发现他的右手中指上裹着胶布，立刻明白了血的出处。我查看他的伤势，他告诉我：他下决心后，先拿针扎了两次，出血不多，写一两个字就凝了。后来他用木刻刀使劲捅了一下，这才血出如注，写这封三张纸的血书，他在手指上共捅了三次……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就在心里发誓，再不使他流血，不管是心录上的还是躯体上的。

说实话，为了表达坚定的信念和赤诚的爱情，我一直认为血书这种形式不一定必要，尤其是一个真正的的男子汉，本身的自信和能力就足够了！所以当他向我索要血书时，我很理解地还给了他。但他要我烧掉十四年间全部的信件时，我却痛苦了。

“为什么不能再保留这些信件呢？”我问。

“我们现在已是老夫老妻了，还留着谈恋爱时期的东西干吗？如果什么都舍不得丢的话，光旧东西咱们这间屋子都搁不下。你现在整天上班、管孩子、干家务，忙得焦头烂额，哪有时间看那些信呢，就是以后孩子大了，你有时间了。看那些信又有什么意义，我们又不会离婚。”

听到“离婚“两字，我感到屈辱和陌生，我决心把信烧掉。可最后烧信时。我还是没有舍得把信全部毁掉。只烧了在农村和工厂时的信，他上北京电影学院那四年的信我仍保留至今。我觉得。人还是应该有回亿的、无论是苦难的回忆还是美好的回忆。

一九八五年底，张艺谋来西影厂报到，他和广西厂签了一年合同，给西影厂干一年，与吴天明合作拍《老井》。

调进西影后，厂里安排我在图书室工作。我很喜欢这个工作，既安静又可以看书读报。看的东西越多，越感到自己知道的太少，又勾起想上学的念头。我满怀希望地和张艺谋商量，想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，没想到，他听完我的打算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你要去上学，那末末怎么办？”

“放在你家里，让你妈妈帮忙带。”我建议道。

“那不行，我妈还要上班，再说弟弟他们的孩子已经在我妈那里，哪能再看末末。”

“那就雇个保姆”我说。

“说的好听，哪来的钱，再说我长期不在家，你去上学，把这个家和末末交给一个不知底细的人，你能放心？”他连连摇头摆手地说。

我们俩你一句、我一句争了起来，我很生气。他说的那些话，我不是没有考虑过，只是对他的态度生气。他话里的潜台词就是：你是女人，你不能去上学，只能在家里管家看孩子。

这一次我没听他的，还是坚持报了名，自己开始复习。可惜的是，临到考试那几天，末末突然生病，张艺谋又不在家，我只好又一次地放弃了上学的机会。

更糟糕的是，这段时间我突然感觉身觉强烈的不适，仔细一想，不禁叫苦连天，我怀孕了。没办法，只得决定做人流手术。

那天下午，张艺谋去托儿所接末末，回来后忍着笑告诉我，他一去托儿所，末末和他们班的小朋友正在院子里玩，老师叫：“张末，你爸爸接你来了。”末末抬头看了看张艺谋没有动。老师又说了一句：“你爸接你来了，还不跟着回去？”末末说了声：“我让妈妈接，每天都是妈妈接我。”就仍然玩她的。张艺谋走过去拉她，她扭身就跑和张艺谋在托儿所的院子里转起圈子来，不肯跟张艺谋回家。托儿所的阿姨们都捂着嘴笑。我听完张艺谋的叙述也不由地笑了。

晚上我吃了一顿张艺谋做的饭，这是我在病床上唯一的一次吃他做的饭。吃完晚饭，楼下有人叫。说厂长找他，他慌慌忙忙地去了。一个多小时后回来告诉我：“厂长让我明天去山西选演员，我想说你的情况，没好意想说出来，就这样定下来了。明天中午两点的飞机，一点钟到厂门口等车。”我听后心里很感凄然，组里的工作固然不应该因个人的私事受到影响，但我在他心里就这么无足轻重，一个女人在这种非常时期最需要丈夫在身边。可是我却没有这份福气。生末末时，他在千里之外的广西，没有办法；这次他在身边，却又要走，我心里委屈极了，怨恨他不把我放在心上，好像只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与他无关。女人一生中最需要丈夫在身边的时候能有几次！我不禁伤心地想，假如有一天我病得快死了，而这时又正好有一个显示他才能、让他成功的机会，他定会毫不犹豫地奔向那机会，把我这个快断气的人扔到边的。我越想越伤心，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，我能说什么呢？他已决定了，再说有什么用，只是默默地流泪。他见我情绪不好，就说：“要不，我去告诉我妈，让她来照顾你两天。”我一摇头，说：“算了，你妈妈家里也有一大堆事情。”他也没有勉强。第二天早上出去买了一堆吃的东西塞进冰箱，中午就抽身走了。只留下我一个人既要照顾自已，还要照顾末末，那种凄凉现在想起来还难受。

****