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双双进厂当了工人，改换了生活环境，这是高兴的事，但又出现了新的问题。在农村时我们朝夕相处，进厂后我们却相隔五十里路，顶多每星期能见一次面。我们厂是星期二休假，他们厂是星期六休假时我去时他还在上班，好不容易等到下班，他回来已累得东倒西歪，我坐了半天冷板凳也变得兴致全无，说不上几句话。

我们真正相聚的日子只有元旦、春节、“五一”、“十一”这四个节日。各单位放假时间大致相同。每到这些日子，我们就相约好，一起西安。那真是有说不完的话，到晚上了，还你送我，我送你，折腾好长时间。当然还是他送我回家的次数多。我们从小南门沿护城河边说边走，经大南门、和平门，进城到我家。这样要走六七站路，可是还总觉得路太短，话没说完。我每次回家后都十一点多了，父母自然知道我不会是刚从厂里回来的，常一脸的不高兴。

进厂后大约近一年，有一次我们见面时，张艺谋庄重地对我说：“我送你一些东西，这是我想了很久才决定的。”说着从身后拿出一个包，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只闹钟和一斤酱黄色的细毛线。他说：“你用这毛线打件毛衣穿上，这颜色我很喜欢。这只闹钟你用来看时间，就放在你的床头上，让它代替我整天陪伴着你……我看见我们厂许多女孩子都带手表，原来想给你也买一块手表，让你带到手上，晚上睡觉也不要摘下来。可我的钱不够，一算计还得攒半年才行，我等不及了。”

看到这些东西，我的心里一阵酸楚，我不知道买这些东西的钱他是怎么节省下来的。这一斤毛线二十六元，这只闹钟十七元五角，我算了一下，几乎用尽了他一年的积蓄。

我非常珍惜张艺谋送给我的礼物，特别是那只小闹钟，就是我有了手表后也一样的珍惜它。从那时到今天已经整整十七年过去了，这闹钟还滴滴答答地响在我的床头柜上。它伴我欢乐，伴我忧虑，我视它如知已，如昔日生活的缩影。只是不知道张艺谋现在还能否记得它、认出它。

在这之后不久，我把我和张艺谋的关系正式告诉了我的爸爸妈妈，并把张家的家庭背景也作了介绍，两位老人当时没说什么，可是好多天都愁眉不展。终于有一天，家中只有我和爸爸时，他郑重地与我谈起了这件事，他说：“按理说你和张艺谋的事，我和你妈妈不应该干涉，但天下哪个父母不疼儿女？张家出身这么不好，会不会影响你的前途？我们怕你跟着受委屈！文化革命，因出身不好，受迫害致残、致死的人太多了！咱们也不想高攀，只求你找一个平平常常的人家，能安安稳稳的过一辈子就行了。”爸爸说这些话时，很动感情，眼圈都红。我心里也很难受。觉得自己不应该给父母带来这些烦恼。可我又不能接受他们的意见。我心里有许多话想说，我为张艺谋不平，我为张艺谋痛苦，我流着眼泪说：“张艺谋是无辜的，我不能离开他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