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理寺的判词，其要点概括为：“当徒二年，会赦当原。”</p>

换言之，大理寺官员通过检法程序，判定苏轼所犯的罪应该得到“徒二年”的惩罚，但因目前朝廷发出的“赦令”，其罪应被赦免，那也就不必惩罚。</p>

但是，御史台本意欲置苏轼于死地，御史台当然反对大理寺审判结果，大理寺的初判显然令御史台非常不满，御史中丞李定和御史舒亶反对大理寺判决的奏状。他们向皇帝要求对苏轼“特行废绝”，强调苏轼犯罪动机的险恶，谓其“所怀如此，顾可置而不诛乎”？</p>

不过，审刑院支持大理寺审判结果。</p>

审刑院在案件审核中起到复核作用，从相关资料所载“审刑院本”的结案判词可以看出，审刑院支持了大理寺“当徒二年，会赦当原”的判决，并进一步强调赦令的有效性。其结案判词可以被梳理为三个要点：一是定罪量刑，苏轼所犯的罪“当徒二年”；二是强调赦令对苏轼此案有效，“会赦当原”，也就是免罪；三是根据皇帝圣旨，对苏轼处以“特责”。</p>

谁也没想到，生死关头，当时当朝居然多人为苏轼求情，宰相吴充直言，陛下以尧舜为法，薄魏武固宜，然魏武猜忌如此，犹能容祢衡，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？</p>

王安石也劝神宗说，圣朝不宜诛名士。</p>

但是，关键时候，一锤定音者，还是太皇太后曹氏，她把宋仁宗搬出来干预：“昔仁宗策贤良归，喜甚，曰：‘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’，盖轼、辙也，而杀之可乎？”</p>

十二月二十八日，审刑院作出终审判决：“原免释放”，贬官黄州。</p>

宋神宗也下了最终的裁决圣旨：苏轼可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，充黄州团练副使，本州安置，不得签书公事。</p>

其他牵连此案的大小官吏，视情节严重，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。</p>

对于受到牵连亲友，苏轼是抱有深深的内疚的。比如王巩，本没有什么罪状，却因苏轼的诗文牵连，远贬宾州（今广西宾阳）。张方平、范缜、司马光等人皆因上书救之，被分别罚铜论处。</p>

所以，苏轼在给他的信中，就说自己“罪大责轻，得此已幸，未尝戚戚。但知识数人，缘我得罪，而定国为已所累尤深。流落荒服，亲爱隔绝。每念至此，觉心肺间便有汤火、芒刺。”</p>

至此，从八月十八日入狱，到十二月二十八日，苏轼遭受了整整四个多月的牢狱之灾，一场声势浩大的“乌台诗案”终于落下帷幕。</p>

“乌台诗案”那一百多天里，苏轼从湖州到京城，颠簸万里，除身体折磨外，心理上也有由起初的大起大落，到后来的死里逃生，既经惊恐、哀伤、疑惧之苦，又历重见天日之喜，情绪上的大转折，让他一生都难以忘怀。</p>

之后的一贬再贬，从黄州、惠州再到儋州，追根溯源，这一切的开端，都可从“乌台诗案”算起。</p>

所以，在生命的最后一年苏轼虽有“心似已灰之木”的感慨，但对“乌台诗案”，终究是难以释怀。</p>

最后，十二月二十九日，圣谕下发，苏轼贬往黄州，充团练副使，但不准擅离该地区，并无权签署公文。</p>

元丰三年(1080年）二月，苏轼遂因“乌台诗案”贬谪黄州（今湖北黄冈）团练副使。</p>

出狱后，苏轼禁不住兴奋，又作了两首诗，其中一首为：</p>

平生文字为吾累，此去声名不厌低。</p>

塞上纵归他日马，城东不斗少年鸡。</p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