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实上后者却是正确的，夺权的年轻红卫兵是没有执政能力的，那帮干部、知识分子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执政位置上的，熬过了那些年的动乱，这些人最终还是回到了人上人的生活上来。

但是，当时我的母亲，一个朴实的妇女又岂有这样的远见？

我3岁那一年年底，已经处于崩溃极限边缘母亲带着已经4岁的我与我的亲生父亲离婚，乘着过年没有红卫兵打扰，离开了原本的家庭，离开了上海，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海东市乡下的一个偏远农村。

一开始娘俩相依为命的生活是那样的困苦。

这样的环境下我懂事得远远比同龄的小孩更快。

我习惯了压抑自己的需求，习惯了物资和精神的匮乏，习惯了每天饿肚子，习惯了不提任何要求，习惯了——得过且过。

我十岁那年，母亲和一个大自己十岁的矿工结婚了。

那时候旷工是个人人羡慕的职业，稳定的收入能够带来养活一大家子的口粮。

母亲和旷工继父刚刚结婚那会儿是我少有的一段快乐日子，饭能吃的饱了，住的房子也变得更加宽敞温暖，偶尔还能有玩具了，一起玩得小伙伴也有了，继父虽然每天下井经常不回家，但是每天短暂的回家时光对自己还算不错，日子似乎在向好的方向走去。

但是，好景不长.继父终究是和我没有血缘关系的，这个善良的劳动者对我的爱终究还是要给别人的——连同我母亲那一份，一起分走了。

我12岁那年，母亲怀孕了，继父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。

我也打心底替继父和母亲高兴，那时候我真单纯啊，真心盼着有弟弟妹妹诞生，和自己分享生活，陪伴着自己。

但是我不知道，母亲的怀孕，让自己才刚刚拥有的短暂的幸福生活再一次走到了终点。

几十年后我回忆时不得不明白，母亲的怀孕使得这个家后面实在无力再照顾我了。

那时候，每到继父下班回家，我都能隐隐约约感觉到他和母亲在悄悄商量着什么。

最后，在母亲肚子明显显怀的时候，她们做了一个决定，把我送到继父的姐姐家暂时抚养。

我还记得我跟着继父的姐姐——那个我称之为大姑的女人一起离开家的那一天，天灰蒙蒙的，我身上挎着母亲递给我的包裹，里面有两双厚底布鞋，几件打了大块补丁的衣裳，一堆皱巴巴的零碎钱。

临走前，母亲眼泪巴巴地拉着我的手，那时候母亲的肚子已经明显显怀了，而旁边那个男人——我的继父，则蹲在那里，抽着烟，一言不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