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朝时节虽已设立枢密使，却是由宦官担任，而司掌接受朝臣以及四方表奏并宣达帝命职事。可是在后梁时期所设的崇政院，又于后唐时期则更名为枢密院，而五代后三朝期间经改政权限时大时小，直到周末宋初时节，对节制武人跋扈的确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。李天衢则是打算在自己的势力壮大到一定的规模时，便让这个军事机构提前些年份提前问世。

当然宋朝时期以文抑武、强干弱枝那一套军制放眼到现在也不宜采用。可是若是设立枢密院总掌内外牙军招募、阅试、迁补、屯戍、赏罚之事，掌控调发更戍发兵符的权限，如此也是最大程度的防患于未然。

然而宋太祖赵匡胤吸取唐末乃至五代藩镇割据、军阀频反的惨重教训，而终结五代乱世，便立刻着手于削除武将兵权之前，实则也是沾了他昔日的君主柴荣的光。因为后周时期的军政已具备约束军队的先决条件，由五代第一明君柴荣整顿军纪、改革军政，一口气诛杀了七十多个军中关系盘根错节的宿将，仍在五代时期一举扭转了军人专权的弊政，于是乎按史书所载：

自是骄将惰卒始知所惧，不行姑息之政矣。

当然了，柴荣再是英明神武，却没有预料到唐末到五代末朝武人跋扈的传统，虽然由他改革军制隐患已渐渐消弭，但确因为他英年早逝。而致使五代十国最后一次拥兵自重的大将篡位称帝，却是他重用的赵匡胤坑到了自己遗留下的孤儿寡母身上。

所以打算设立的枢密院权限，乃至己方设立的军制倾向于宋朝还是后周，取其精华、去其糟粕的道理也自然懂得，李天衢心知期间的尺度自己务必要拿捏的精细。这也的确能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，使得君主能直接掌握军旅建置、调动与指挥大权。

如此按戚家军选练士卒之法而组建直接听命于自己的牙军，是眼下应做的工作，至于开始计划设立枢密院，则是长久之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