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高郁趁着总掌财物税赋之时，便已培植拉拢了大批官吏。朕明明已警示过他，可高郁贪婪好财、死性不改，暗中差遣爪牙大肆兼并土地，占巨额田产，还广置田园府邸，仍以为能欺瞒过朕更是已职务之便，利用商贸政令中饱私囊，若是以唐律诸监临之官家人，于所部有受乞、借贷、役使、卖买有剩利之属所犯下的贪污罪责，休说罢黜官身，也足够判他几千次杀头死罪了

而那李振结党营私，屡次弹劾朝堂与州府官员，打压异己的手段，也多是无中生有。朕以唐朝为前车之鉴，也早已定下法例，禁止臣僚朋比结党，尤其是打压异己。李振也仍是明知故犯，他到底是睚眦必报的秉性，绝不会容得与其政见不合的同僚，即便以往亦有大功，如今也已是朝堂中的祸害，就凭目前搜集到的罪证，也足以出手让他与其党羽伏法了”

按说虽然到了明朝时节，才由明太祖朱元璋在《大明律》中设立奸党罪，以防臣下揽权专擅，交结党援可是唐朝后期的牛李党争，也致使朝堂中派系矛盾对立激化，更是致使朝政大权旁落到各处手握兵权的藩镇节度的重要因由之一。这些事，身处于政坛官场当中的魏朝官员，当然清楚的很。

所以李天衢引以为鉴，立下相关法例督检有无官员结党营私，刻意要派系对立意图打压政敌，这当然也在情理之中。

而明朝由朱元璋那个狠人所设的奸党罪，虽然意在巩固帝君权力，他搞清洗砍起人头来也是毫不含糊，但定罪的标准却是模棱两可，这也导致明代中后期宦官屡兴诏狱，而肆意冤杀重臣李天衢同样深以为戒，极重视法规细节，立法结党罪要彻查党羽间暗通的证据务必确凿，不但要确定结党的首脑人物，也必须掌握诬害攻击朝中同僚的切实罪证，且达到一定程度之后，方才能由皇帝朱笔御批，而进行彻查整治。

而很早以前，李天衢便动用巡院侍卫司派遣密探，盯梢收集李振培植党羽，并且攻击异己的罪证。以目前掌握的证据而言，也早已足够定他的罪了。

恭立在一旁的张居翰听李天衢语气中已带着些许杀意的沉声说罢，他的面色也不由一变。毕竟朝中有权臣意图买通皇帝身边近臣，以贿金瞒上欺下、以权谋私张居翰却是奉李天衢密旨择选王禀恩为内侍省都知，而掌握了大批臣僚的确凿罪证，帝君准备对朝堂进行大清洗，他很早便已是为数不多的知情人之一。

可以预想的是，张居翰很清楚要肃清朝堂与地方官员，也未尝不会是一场腥风血雨。而张全义、高郁、李振这些重臣权贵，又拉拢了大批官员党羽，自家主公已是打算一锅端，这场整治肃清将牵扯到大量臣僚，恐怕也不免要杀得滚滚人头落地